Category Archives: 方圆之间

       革命精义竟何在，不靠理念靠文宣。　　文宣奥义又何在，关键在于会撒盐。　　听众若是工字头，叫声师傅听俺言。　　深情握住长茧 手，共把主席来怀念。　　当初虽然工资少，福利待遇保周全。　　领袖和咱心连心，工人阶级有尊严。　　事到如今可倒好，改来革去 没下限。　　房改下海没咱份，改制下岗咱在前。　　临了还得被搬迁，无依无靠过晚年。　　　　听众若是阿土伯，叫声大哥 听俺言。　　世间万苦人最苦，尤数俺们种农田。　　春耕秋收牛马力，一年四季不得闲。　　种子化肥连贷款，村里截留乡上捐。　 　年终到头算一算，能够剩下多少钱。　　若说进城把工打，更是心酸日角艰。　　不是工地三班倒，就是门口做保全。　　每月不过千 把元，还得遭人来白眼。　　老板别墅带花园，咱住工棚过冬天。　　城里孩子上学去，咱家孩子没书念。　　想到这里心发痛，真想大 声问苍天。　　　　听众若是国防绿，叫声班长听俺言。　　当兵不过三五年，转眼就要到复员。　　你可想把士官升，那靠关 系和塞钱。　　连长营长指导员，僧多粥少梦难圆。　　就算你能留得住，每隔两年筛一遍。　　再看周围各种事，多少不平入眼帘。　 　头头吃饭有包间，还有女兵来陪练。　　咱们丘八可倒好，馒头蛋汤炒肉片。　　三餐全是一个样，饭前还得把歌练。　　操练辛苦不 用说，救火救灾冲在先。　　不惜命来不怕险，一心想把功劳建。　　谁知待到记功日，头头全在你前边。　　他动嘴皮获升迁，你说自 己冤不冤。　　　　听众若是四眼仔，叫声同学听俺言。　　爹娘供你不容易，自己要有主意先。　　大学四年一转眼，很快就 到毕业前。　　一等留洋见世面，二等考上公务员。　　三等留校当助教，四等还可去考研。　　五等六等剩下你，毕业失业一线间。　 　哪怕留在城里边，得对老板陪笑脸。　　租房得要精打算，水电煤气都是钱。　　家乡亲人若相问，还得强装欢笑颜。　　多少辛酸多 少苦，把泪流在心里面。　　　　　　听众若是江湖道，叫声朋友听俺言。　　虽说咱混道上边，也把义字摆中间。　 　雷子说咱偷拐骗，可他自己才是奸。　　朝阳菜淡宣武咸，炮局窝头难下咽。　　总想有天请他客，让他尝尝苦辣咸。　　各位听众心 里亮，再来听听古人言。　　人生短短数十年，不信鬼来不信仙。　　事业前途在自己，不如一齐赌明天。　　　　说完文宣说 组织，这是胜负一关键。　　散步布阵有门道，老弱妇孺推在先。　　中间抬出神主牌，纠察维持在两边。　　主力后头来压阵，通知美 记挂互联。　　口号喊声要洪亮，喇叭声音震破天。　　劲歌金曲要会唱，效果赛过好讲演。　　民工喜听思乡曲，工友喜欢想当年。　 　学生齐唱要雄壮，大兵爱听女声甜。　　黑皮要是想围堵，没把同胞齐上前。　　女孩发嗲大娘劝，女人天生会表演。　　要想长久来 坚持，帐篷饮食铺盖卷。　　　　　　黑皮要是想开练，那就陪他练一练。　　头戴骑手遮面盔，穿鞋要选轻灵便。　 　雨衣要比棉衣好，远防水来近防电。　　医用口罩需戴牢，可防吸雾泪涟涟。　　手中还得有家伙，不然吃亏在眼前。　　一棍二瓶三 石子，全球通用老三件。　　拐棍木铁都适宜，石子要检大而圆。　　瓶中来把黑金灌，浸上棉条把火点。　　测距要准心要稳，出手要 呈抛物线。　　他要摆出龟甲阵，你就祭出穿云箭。　　花炮烟花斜平射，千军万马难再连。　　看他队伍一松散，瓶手在后棍在前。　 　还有就怕碰狼犬，要是咬住打鼻尖。　　他若拒马来拦路，板车开路垫湿棉。　　　　　　要是黑皮换绿衣，首要任务听他 言。　　再找同乡去搭话，闲话家常用方言。　　就算不能劝转圜，也能争取一时间。　　注意附近有无车，尤其面包掩着帘。　 　不惜代价要拿下，指挥就在车里边。　　到时群龙无了首，容易柔情再攻坚。　　人心都是一样理，西瓜总会偎大边。　　　 　　　所有功课都做好，剩下命运交给天。　　成功就能入府院，不成就去坐牢监。　　上山心态需准备，听俺报报规矩先。　 　见到绿衣叫班长，碰到黑皮要报告。　　同号关系要搞好，老老实实过囚年。　　思想觉悟要提高，狠斗自由一闪念。　　要你蹲来就 跪下，千万不可把头偏。　　别拿自己当个人，不然苏秦背宝剑。　　别和肚子过不去，鼻饲导管开胃钳。　　唯一指望在友邦，保外就 医见蓝天。　　养好身子住好院，再和庄家续前缘。

研究趋势是一件充满挑战和趣味的事情。 我深信，很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 但是，对于趋势的判断尤其提前做出的判断，短期内，很多人尤其专业研究人士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在专业领域迷失太久，局限了自己的判断。反而是很多普通投资者根据常识甚至直觉，更能洞悉本质。 在 这个浮躁的社会，常识是最宝贵的。当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告诉你，只有通胀预期而没有通胀时，你还不如问问买菜的大妈，她会给你更真实的答案！趋势不是短视的 趋势，而是真正有指导意义的趋势。当我在2008年底撰写的《中国怎么办》预言全球性严重通货膨胀时代即将到来时，受到了许多人尤其专业研究人士的嘲讽， 因为当时是通货紧缩，而当半年过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日益强烈的通货膨胀不再有任何怀疑，因为它就在眼前，已经被证实。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人更容易相信眼 前信息涵盖的趋势意义，而不能看得更远。 我写“大道至简”系列的目的，也是想让大家回归到常识中来。投资并不复杂，普通投资者根据常识即可，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需要花钱听演讲，常识就能帮你做到做好。 长 期以来，人们普遍习惯于把黄金和美元当成跷跷板的关系。2008年年底，在郑州演讲的时候，我大胆推断，美元和黄金同步走的现象将阶段性出现。2010年 5月5日深夜，我在《五月决战，无硝烟的残杀（含投资）》中提到：“欧元身上爬满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它们期待希腊等主权债违约风险逐渐加大并向欧元国扩 散，如是，那些隐藏在CDS羽翼下的大鳄才能轻松获取暴利。在这一过程中，美元的强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我此前演讲中已经断言：在这一过程中，金价与美 元同步的现象，将成为常态。我们应该习惯于目睹这种现象。不是未来，而是现在开始，直至这个时间段的结束。失去欧元制衡的美元，将变得肆无忌惮——决战结 束之时，也是美元强势终结之时，也是资源类周期开始之时。” 博文发出20多个小时的时间内，5月6日，美元与黄金价格同步创下 2010年以来的新高。美元指数到达85.26的年内新高，黄金到达1211.9的年内新高。黄金与美元的同步达到了完美的地步。2010年5月14日， 美元指数创出86.29的年内新高，美国黄金（06）创出1249.7的年内新高。 这种罕见的现象，是人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提前作出同步的判断并且公布于众，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种同步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当然是阶段性的），又为什么需要我们“习惯”？ 抛 却晦涩的专业表述，我们不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分析和判断。我在博文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同时应该习惯于，把黄金看做一种信任度最高的货币，而非一种单纯 的贵金属。否则，将无法正确评估黄金的价值。而且，应该放在一个周期内去评估投资品价值，任何抛却时间段对投资品的估算都可能犯下严重错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黄金具有双重属性： 1.它是贵金属，属于商品范畴。 2.它是货币，属于金融范畴。 当黄金作为贵金属或者作为商品存在的时候，它与美元是跷跷板的关系，此跌彼涨、此涨彼跌。 而 当黄金作为货币存在的时候，且当与美元有竞争关系的货币处于弱势周期时，黄金与美元便具有了内在性质的重叠性，外在表现就是同步关系，即都属于能够让人信 任的货币——当然是就阶段或某一周期而言——或者说，黄金是高于美元的一种信任度更高的货币。由此，两者的趋势同步。就是说，在货币特性面前，黄金与强势 货币首先趋于一致，而当黄金体现出商品特性特征时则分离。至于何时体现出商品性何时体现出货币性的判断和分析，在此暂不公布。 那么，为什么说“失去欧元制衡的美元，将变得肆无忌惮”，并且，判断“决战结束之时，也是美元强势终结之时，也是资源类周期开始之时”呢？ 在3月底，我写了《“资源为王”第二阶段》，开头直言“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开始，时间就在2010年5月后。” 因为，此前，我根据多种分析，欧元大决战的日期确定在今年5月。我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同时得出5月决战的结论后，才敢最终公布出来。这种结论不是随便就能下的，期间费了很多心血。 事实证明，5月，欧元反击战全面打响，当5月10日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推出，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毫不怀疑，5月的决战已经正式展开。 一个简单的月份，包含了多少内容！难的是提前做出判断，且精确到月份之内。 攻 击欧元与欧元保卫战的全面展开，必然意味着美元的走强。诚如我在博文中的判断“在这一过程中，美元的强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美元走强，资源品（贵金属和 粮食资源除外）调整，但是，这只是一个假象！要知道，此次美元的快速走强，并非是美元自身的原因，而是唯一能与它竞争的对手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虽殊死拼 杀，亦难逃武功尽废之命衬托出来的。在此期间，美元必然走强，确切地说，是“被走强”。在奥巴马仍为就业问题焦虑的时候，美元的快速走强并非他愿意看到 … Continue reading →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一组矛盾现象：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矛盾；另外，企业的亏损应该是在经济萧条时才有的，而我过经济高增长下竟存在普遍的亏损。这实际上是有效经济发展严重不足、大量热钱涌入房地产、以及国企垄断制约资源有效配置导致经济发展失衡造成的。 内需严重不足，百姓真的没钱！相当的GDP是外资在中国加工的产值。低通胀是建立在低工资、低就业带来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支撑下！ 创业环境恶劣严重制约民族产业的发展及就业，究其根源其一是思想上忽视民营经济有效性的使命作用，其二是国有垄断严重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束缚了有效经济的发展！目前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更多的是治表，同时掩盖了本质问题！中国的创业环境恶劣是官市场无所作为和盲目所为所致！ 银行也是国企，即使目前改制下的银行，体制上不改很难在质上突破。国家金融改革并没有根本上的突破，大力发展民营化的国有控股银行势在必行！国有银行难以独善其身，不是靠自身运营能力维系而是依托国家信用支持！ 民族企业中间力量面对国际竞争无力应对，被外来资本侵蚀而成为国际经济附庸任其宰割；金融改革难以突破，有效金融企业难以崛起，国家金融难以抗衡国际金融的侵蚀、控制；资源枯竭只得受制于国际进口且得不到保障。 国企改革徘徊不前，民族产业不振，中国人变相在为世界打工。而本应大幅升值人民币之所以不敢升值极有可能是担心自身经济抗冲击的制衡能力及恶化收入差距加剧社会矛盾，以及对影响经济走势的预见缺少信心。 目前改革面临突破的关键问题是国退民没有足够的进，有效产业要素没有建立起来形成强势，民营经济发展严重徘徊。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官市场充斥了合理的市场经济成分，市场经济误入歧途！国企改革无法逾越，最终国退成为不得不承认的不争事实。官本位的封建体制下，真正为企业着想或负责成为空话。一个没有管理者真心负责的企业是很难健康发展的！国企的根本问题说到底是管理者能否真正自觉地为企业负责的问题！这是官本位几乎无法逾越的瓶颈。国有成为官有，败家是比然的，从长远上讲维持更多的是一种对倒退的袒护…国企垄断，对内制约了资本有效配置束缚民族产业发展，使得民族产业难以强大与国际资本平等竞争；对外无力面对全球化经济的竞争，担负起国际竞争的责任。民族产业竞争力的脆弱使得自身不得不在全球经济面前充当打工仔、靠低廉的收入维继，最终及有可能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官市场侵蚀合理的市场要素，完善市场要素远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民族企业的未来中间民营势力发展严重受阻，思想混乱、歪嘴和尚大行其道，短视的官员取向不是长远发展、着重建立有效市场要素，而是乐于简单的投资推动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前是政府营企业，现在是营城市！市场化走入歧途，官市场大小衙门在争自己的眼前利益…，房地产城市建设投资性拉动经济掩盖了有效经济成份发展不足的严重性及其隐患！ 民族产业发展不振，严重阻碍了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实力。不用太久，我们只有沦为三等公民打工的份！没有了民族产业的脊梁谁来掌控，只得让位于外来资本。实际上外来资本相当一些已经基本完成经济瓜分布局，特别是亚洲列强。格杀民企等于自残，亚洲列强在东海问题上已经埋下伏笔，期盼内乱自顾不暇之时！ 公有与私有的反思公有与私有解释角度不同，结论不同。从狭义角度讲，公有顾名思义，所谓国有实际是官产，公民个人的财产为私有。在官本位下国有如不能有效配置，实现和优化公众利益就会虚化公有财产的真实含义。从广义上讲，所有能实现公民利益的财产，甚至公民个人财产都是国有的！于是保卫公产或私产要从国家实现及优化公众利益角度上思考。私有财产不私，公有产才不公。私有化国家的私有财产特别是私有企业通过税收、解决就业、繁荣经济有效实现、优化公众利益，公民利益得到最佳实现，私有不私。而官僚体制下的公产成为权力侵吞的对象被严重虚化。 谁最代表国民的利益，所有制还是国家？国民利益的根本代表应该是国家，而不在于公有制的或是私有制。所有制提供的是一种产业运行的资本形式，公有制与私有制选择的优劣或好坏关键要视相应的企业形式对国家利益的总体贡献而言。如果公有制不能带来公民利益最大化，那么私有制选择就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合适选择。要摒弃公有制才代表人民利益而私有制仅代表少数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观点。从狭义看资本家的财富是个人的，从广义上讲资本家的财富已异化为社会财富。 改革亟待突破！大是大非实际已经清楚，权力公化，企业私化，私有经济是私而不私，公有经济是公而不公。问题在于敢不敢面对、敢不敢突破！治标还是治本结局是不同的！一个病人靠保守疗法医治无异于等死！ 百姓民等米下锅而国外资本正在为经济上瓜分中国蠢蠢欲动！麻木的国人却在不以为然中争论不休…..徘徊宪政、法治与私有经济发展之路已不是仅仅理论框架，而是有广泛成功基础的现代进步社会的典范！！！  

  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从传统射会煮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射会煮义市场经济演变的制度演变过程，也是我国社会经济走出政 治意识形态死胡同，进入经济利益集团死胡同的过程。　　　　　　　　有关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分析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所依据的理论主要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诺斯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解释制度的演变，从而建立起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西方社会的兴起》，解释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兴起的过程。奥尔森同样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始，通过对一国利益集团的行为和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分析，从政 治或公共选择角度对近一两百年来不同《国家的兴衰》作了理论解释。对制度演变的最新解释是基于生物（群落）演化的演化理论，既可从一个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影响，和一个社会与其周边环境（其它社会）的相互影响，来解释不同社会（文明）的制度差异，其一个研究的热点是分明的分叉（中、西方为什么走上不同的文明）。当然，哈耶克和波普尔的理论，也可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分析思路。而玛克斯政 治经济学，虽然研究的主旨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演变，但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却不能提供制度演变（细节）的有效分析。　　　　　　　　这里麻子主要以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辅以演化理论，从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和外部环境影响角度解释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对三十年的制度演变过程作一个素描。　　　　利益（或效用），虽然主要指经济利益和政 治权力（政 治权力当然与权力者的经济利益、地位、名望密切相关），也包括政 治理念。政 治理念对政 治人具有效用，有权力才能实现政 治理念。政 治人，可以在政 治理念的实现与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取舍，这取决于政 治权力与政 治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取决于政 治人对政 治理念、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偏好。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都存在着等级特权。因此，在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的集团有三大类，一是没有政 治经济特权的普通民众，二是掌握国家机器和资源配置权力的统志集团（体制内），三是游离于两者的知识分子。然而，自从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所谓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后，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基本不存在，或者其制度博弈能力被成功禁锢。一个群体或集团，要能参与制度博弈，必然是有组织的，有权力的。所以，没有特权的普通民众不是我国制度博弈的主体（之一），他们只能根据制度是否有利实现自身利益，或是采取消极抵抗或是积极配合的行为，在制度博弈中起作用。因此，我国制度演变的制度博弈主要在统志集团内部不同派别或小集团之间，在政 治理念、政 治权力和利益上的博弈，以及统志集团作为整体对内外部环境的反应（与内外部环境的博弈）。　　　　内部环境，就是经济形势和民心（民意）。经济形势，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著名改革莫不与此有关。民心或民意决定了内部的合法性认同，虽然民意可以操弄，但操弄的民意会影响到民众的行为，比如消极不合作，使制度运行效率低。外部环境就是周边国家或利害攸关国家制度的影响力，及其所产生的国际压力。国际上的社会经济成功达国家的制度及其演变，可为统志提供制度示范，同时也会影响到民心和统志集团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开放经济可更快速地实现经济发展，获得国际认同也可建立良好的和有利于发展的国际关系，因此利害攸关国家的压力，也是统志集团内部各派进行制度博弈时可资利用的博弈资源。　　　　　　　　改革开放的前提是粉碎式人帮和结束瘟革动 乱，式人帮的粉碎正式结束了瘟革。瘟革，及其瘟革期间体制内的高层斗争，主要是务实派和不断革命派两个集团之间在政 治理念方面展开的斗争。粉碎式人帮，即意味着不断革命派的失败，务实派的胜利和壮大，瘟革期间被打倒的务实派均平反，重新走上权力岗位。而不断革命派之所以最终失败，摒弃射会煮义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启动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无权的民众采取了消极不合作，致使旧体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使关于射会煮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神话破灭，失去了民意基础。同时，也带来了财政困难。务实派的壮大和胜利，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冻，思想解放的实质是突破不断革命和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阻碍，开始了射会煮义商品经济实践。务实派在60年代初三自一包的实践基础上，农村开始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城市按照陈鸟笼论开始了市场开放和企业自主经营实践。此阶段制度演变的外部环境，就是与苏联交恶，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美国的发达，使其制度、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与美国的结盟又使这种示范获得了一定的政 治正确性，同样也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丧失了天然的政 治正确性。　　　　　　　　八十年代改革，主要是在传统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一种放权，放松管制目的在于利用商品交换规律提高经济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劳动创造积极性和生产力都得到了极大解放，统志集团也从中获得利益（合法性和经济利益，其利用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获得利益更多）。但在进一步的改革问题上，原来在不断革命派存在情况下形成的务实派也分裂了。主要是两派，一是不愿放弃传统计划经济基本制度的鸟笼派，坚持射会煮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教义，对任何改革都要问姓资姓社；二是不受传统经济观念束缚的摸派（摸石头过河派），坚持在向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过程中，只能摸着石头走路，坚持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快速发展。整个八十年代的政 治运冻，以及历次风波，均与这两派的政 治理念分歧有关。鸟笼派或基本教义派，主要以瘟革中没有受到多大冲击的大佬领旗，并以周留下的行政官僚系统为基础，并与残余M左结合。而摸派，政 治权力基础相对较弱，但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也获得相当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民意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危急到统志集团的整体利益的时候，只得放弃民意。因此，八十年代末，最终是鸟笼派取得胜利。　　　　　　　　鸟笼派或基本教义派胜利后，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八十年代城市经济（国有经济）改革滞后带来的就业和财政压力。同时，基本教义派及其胜利，也受到国际形势逼迫和国际不认同的挑战和压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高效率面前，完全没有竞争力，从而只能靠财政和银行养活（吃完财政，吃银行），并导致了国民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下，鸟笼派的政 治理念和经济理论在新形势下，实际上破产了。同时，由于鸟笼派旗手身体的衰弱，最终使摸派在二羊的保驾护航下占了上风。经过一定的讨价还价，双方形成共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射会煮义市场经济体制。此阶段，主要权力仍然掌握在鸟笼派手中。两派共同面临一个统志集团整体利益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使长久保持权力，为此玛克斯政 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义派上了用场。经济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被解释为经济财富实力决定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政 治权力。因此，在92年当一、二代大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换代之际，在确定市场经济改革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内部原则：一是自己的孩子可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28岁的副厅级领导；二是集团成员要成为掌握经济资源的富翁，以便江山万代永不变色。　　　　　　　　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内博弈，不同于之前的博弈。以前的博弈是一种你死我活，不存在妥协。改革开放以来的博弈，摸派的胜利往往以妥协为基础。而妥协，不仅包括制度上的折中或让步，最重要的方式是赎买权力和以经济利益交换政 治理念，以利益收买拉拢体制外力量。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都存在收买与赎买。80年代时，主要是对老一代思想意识陈旧者和高龄成员的权力的赎买，以干部年轻化来作为改革政策的执行者。90年代的收买对象则包括：知识分子，使其认同于向国有资本吐口水式的产权掠夺改革；民营资本家，成为执政的社会基础，可入 党，进入政协和人大，参与立法的制度博弈；以超国民待遇拉拢国际垄断资本，以获得非规范产权改革合法性的国际认同(部分被收买的民营资本家、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与官僚资本集团，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鸟笼派成员，这是最主要的，是以经济利益收买来交换其政 治理念（著名左派的子女成为大资本家），也包括对退出权力历史舞台者的经济赎买，以获得对市场经济的认同。这种收买和赎买，改变了政 治生态和制度博弈方式。制度变迁，从原来体制内的政 治理念为主的制度博弈，进入到以体制内各集团利益为主的制度博弈。　　　　　　　　90年代的改革，重点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对此，理论上有两派，产权派和市场派，最后的方案是两者的最坏搭配。统志集团不放弃对经济资源所有权和重要经济产业的垄断权力，原来对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特权或福利则被放弃，并进行市场化改革。因此，在90年代下半期那次会议，名义是完善射会煮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质上则是在巩固统志集团的经济利益。在资源（自然资源）国有制下，“抓大放小”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名义下，在“国有制是射会煮义本质”的旗号下，逐渐形成的垄断国企和垄断集团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对关键产业的垄断，以及对国民经济的绝对性控制（在80年代和90年代，虽然国有经济范围很大，但是中央级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有限，经济结构基本上还是市场竞争型的），使经济体制远离了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统志集团**成员（代理人和后代）依原来的权力领域分别控制和垄断了相关产业和相关资源，形成了体制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这样统志集团，在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时，仍然坚持旧的意识形态一致对内和对外，抵制来在社会内外的改革压力。但在经济体制改进的演变方面，则进行以利益为基础的体制内博弈，阻止制度进步。　　　　　　　　显然，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民众仍然不具有积极的博弈力量，制度博弈仍然主要限于统志集团内部。但统志集团现阶段，已从原来主要具有泛利性的组织（能够对民意和国际影响作出良性互动），演变为由非泛性的垄断利益集团构成的非泛性组织。从而，使制度演变落入了一种陷阱，基本制度改革陷于停滞。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体制内已不存在核心一类威权人物。没有核心，就凝聚不起改革共识，即使表面达成共识，相应的政策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所以，即或体制内有人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或让步，但是政策出不了办公室。改革政策遇到了垄断利益集团的抵制，或者在执行中被作了有利于各垄断集团的扭曲。所以，我们虽然走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死胡同，但现行制度又进入了利益集团的死胡同，难以改善。另一方面，从90年代以来，我们的国际结盟对象又发生了变化，从美国为主靠向了以俄罗斯为主，旧的政 治意识形态（相应的各种主义）在国际压力面前又取得了政 治正确性，而被操弄。　　　　　　　　现行制度陷阱的打破，需要一场真正的统志危机。而在危机中要使制度能够改进，而不是后退，则需要思想解放。思想和观念，是制度的基础，是政 治人的行为偏好。然而，思想解放难度也是极大的，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还没有各种非泛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次我们有了阻碍新思想的各种既得垄断利益集团。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筑成的制度改进阻碍，则只有问那不语的天。　　　　　　　　欢迎批评，但请理性。   … Continue reading →

  到底发生了什么？瓜分时代再次来临。谁在掠夺国民财富并出卖民族利益？！——寒冰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在《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中我们指出，台湾322公投、拉萨暴乱、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国金融，让中国为西方信用危机买单。现在第一单已经下来了，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国将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历史性标志。西方国家终于在满足中国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了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梦想。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们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总老板。 从去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现在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6个月时间，贯彻落实美国决议的效率之高，恐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2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的决议，一个是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目前，关于伊拉克决议的落实还没个影子，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变成了现实。两个决议实施的不同结果，证明了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国鹦鹉”代替巡航导弹，更加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去年9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国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国银行，回报该是何等辉煌，恐怕将会达到百倍千倍！又一个新大陆展现在面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盎格鲁"撒克逊人激动的浑身发抖，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华尔街游说团的游说，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将各种反对声音一网打尽，接受了华尔街游说团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国鹦鹉，掀起了比《新大陆交响乐》更加激越的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国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当12月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飞抵北京，准备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学术界金融界发出的响彻天地的开放主旋律告诉他，不用再谈了，美国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美国本来通过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资对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结果却是中国干脆取消了全部限制，成为金融领域完全不设防的国家。 天朝上邦的宽容大度激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性格，美国人一扫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话结束后，为防止国内揭露美国鹦鹉的民族主义呼声改变金融完全开放的决策，美国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支持台独搞322公投，同时策划藏独势力发动暴乱，东西两把匕首插向中国心脏，再内外夹击，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用奥运会警告中国，必须尽快宣告放弃金融控制权。虽然最终322公投未过半数，藏独暴乱被迅速制止，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也遭到海外华人反对，但是这连环三剑的夺命杀气，终于迫使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立刻发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决定，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的地位。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名称所代表的传统业务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禁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财富分配上的根本区别，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可见，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战争，实际上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控股，属于一种新的殖民地形式。历史上的殖民地有两种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用军事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是殖民地，如当初的印度；用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的是半殖民地，如当初的中国。上述两种形式都是公开的殖民地，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目前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隐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掌握其全部社会财富，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和当地政府官员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国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国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国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控制中国各级腐败官员来讲，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设想，收受贿赂的腐败款项大多都要经过银行，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如同八年抗战时期的伪满官员一样。目前中国金融国门被彻底打开，很难说与此前已经被外资控股的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无关，而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内幕重重的严重腐败，随着国有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所有腐败行为都关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之外。可见，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世界上对此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如果说美国如同金融市场上强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国只能算作软弱的猪羊，现在连强大的虎狼都小心设防、洞门禁闭，而软弱的猪羊则栅栏大开、全不设防，甚至允许虎狼前来放牧。倘若中美关系按照这个逻辑就此演变下去，中国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国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国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国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国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笑不得。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国文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国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反映。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国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http://www.6park.com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ＢＢＫ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http://www.6park.com 这就是我们一直呼吁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证券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大众经济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大众化要求政治大众化与之相适应，把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者置于公众的直接约束之中（而不是简单的监督），公众有权将他们随时绳之以法。过去有句话，叫做领导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放到现代金融中，就是金融管理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在目前权贵和资本已经联合的情况下，要保证金融管理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就只有实行大众监管制度，舍此不可能再有它途。形成对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大众监管制度，对当前中国来讲尤其紧迫和重要，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银行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型公司，同时还具有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并且由于以往银行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银行的前提基础上，在对储户的关系上，赋予了银行经济、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垄断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权。银行可以规定储户取款，钱少了不管，钱多了问罪；银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对门前道路实行部分“宵禁”，甚至银行直接与国家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国家名义宣布实行负利率。在目前这种银行兼具国家管理功能的条件下由外资控股，等于是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外资银行的私人保安（外资银行大都是私人银行）。 在此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人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国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国是再出一个毛泽东，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同样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这也决定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关系，马克思包括后来列宁时期的欧洲，是民族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而中国则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所以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当作革命的头等任务。  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这种财富转移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越来越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即西方国家用中国人的钱贿赂中国官员，收买中国买办，培养美国鹦鹉，训练分裂势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国社会。中国平安老总原来只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小车司机，公司由国有金融机构变成外资金融机构以后，老总原地未动便成为年薪超过6千万元的新型富豪（还不包括天文数字的股份），这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型富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国所有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宣告：只有把你管辖的一切变成西方财产，你个人的经济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无论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墙有多深，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远再难回头，只能一直走到心灵地狱的最后尽头。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国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国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国人打入地狱，把中国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国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国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二、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 (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而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震撼，论据必须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翻翻文革的大字报，保证有所印证。　　　　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　　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放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　　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 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偏袒却是毋庸置疑的明显。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三．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　　　　“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　　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 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公平信托（Equitable 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   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　　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　　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　　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　　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　　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　　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　　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　　　　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马上就要宣判了。　　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　　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　　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柴斯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 "　　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 G. 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　　 　　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文章来源：http://www.82games.com/pelton10.htm作者：Kevin Pelton     小牛老板库班对于吵架毫不陌生，可是这一次吵架，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在本赛季两队的第一次交锋中，小牛队苦战两个加时才以111-108险胜太阳。赛后，TNT电视台"Inside the NBA"专栏的评论员大嘴巴克利和肯尼史密斯却对小牛队在比赛中对太阳的挡拆战术的防守大加鞭笞.   "我不明白他们在别人挡拆的时候为什么要换防.你用德克或者三到四个人来防纳什,这不是明摆着让他增加助攻数吗?"史密斯很不客气.   大嘴显然也不是浪得虚名:"他们一直在换防,根本不懂什么叫防守.这让他们的整个防守乱了套–错位防守比比皆是,你总能看见德克在跟史蒂夫练滑步,而贾森特里正在试图绕前防守科特托马斯."   库班可不是省油的灯,他当即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击:  "肯尼老兄,如果你想对我们的战术唧唧歪歪的话,麻烦你找一些证据来证明.我们对自己的球队的一切有详细的记载,无论是高位挡拆,还是肋部的挡拆,我们都有记录.我知道你和巴胖子不理解这种新概念,拜托,这可已经是2006年的NBA了.用你们挣的所有工资去外面雇些小孩来吧,让他们来记录比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比TNT自己雇小孩然后给他们水果糖要强.   这三个冤家吵得是不可开交,但我感兴趣的是引起他们争论的那个话题–如何防挡拆.   我决定把库班对TNT二人组的挑战继续下去,不幸的是,我没有那场比赛的录像.但是,我仔细研究了太阳对活塞的比赛,在这场比赛的最后的时间里,两队上演了一出半场攻防的好戏.   一般来说,NBA有四种防守挡拆的方法.   "换防"(switch it)–防守持球者和挡人者的球员换位防守,这经常导致错位防守.巴克利和史密斯认为这不是一种成功的防守-至少在对太阳的时候是这样的.    "夹击"(Trap)–当对方挡拆时,两名防守球员都去防守持球者,同时剩下的三名防守球员用区域防守来对付剩下的进攻球员.   "阻挡"(Show or Hedge)–防守挡人者的球员暂时挡住持球者的跑动路线,尽可能的减缓他的前进以便防守持球者的队员回来,然后前者恢复对挡人者的防守.值得一提的是,马刺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防守挡拆.    "放投"(Go under the pick)–这种方法只是在对付一些差劲的投手时使用.防守挡人者的球员退后使防守持球者的队员从他和挡人者之间穿过去,这样使后者能跟上他的防守对象.但是由于有一个时间差,持球者往往有一个空位投篮的机会.   挡拆战术通常在两个位置使用–弧顶(HIGH)和肋部(ELBOW-罚球线的延长线与三分线的交点).位置不同,战术也通常不一样,因此我把他们分开来讨论.   下面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太阳使用挡拆战术,活塞使用各种防守方法的结果: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