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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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篇介绍国内干细胞治疗的文章，我来扯两句，谈不上熟悉，毕竟我不是做ES cell的，就大概说说我知道的。 骨髓移植是目前最成熟的transplantation治疗方案，即使这样，也需要配型，避免接受移植后免疫排斥。骨髓移植的一大好处就是，造血干细胞直接进入最适合生存，，分裂并且进一步分化的微环境。这个微环境（Niche）可以有效地调节干细胞的活力，在抑止过度分化的前提下，分裂分化生成机体所需的各类血液细胞，免疫细胞等等。干细胞或者前体细胞过度分裂增值，结果就是白血病(leukemia);但如果不能有效分裂分化，也就起不到治疗的效果。所以说，移植的干细胞类型，移植的部位，以及可能的免疫排斥反应，都非常重要。 移植胚胎干细胞（ES cell）的动物实验很多，针对不同的疾病模型，结果也很不一样。胚胎干细胞移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生成畸胎瘤（teratoma）,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 体内环境诱导生成所需要的细胞类型，比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等等。很多ES celltransplantation都是假设特定环境会刺激干细胞向特定细胞类群的分化，或者是加入某些特定生长因子刺激定向分化，但是效率并不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疾病模型，对于很多组织，比如表皮，脏器等，干细胞移植的效果相对明显；而对于绝大多数的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比如脊 髓损伤，帕金森，脑瘫等等，干细胞移植很难有显著效果；如果是胚胎发育期develop的神经系统疾病的话，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干细胞移植可以说没有任何 效果。 现在很多动物实验采用ES cell诱导分化后的组织前体细胞来进行移植，这样降低了teratoma发生的可能性，理论上也更容易适应移植后的微环境。 FDA目前只通过一例用ES cell 诱导的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移植，目前还在临床实验中，结果未知。其他的组织前体细胞移植应该也有FDA批准的项目，具体的在NIH网站应该可以查阅。 最后说一下我对国内所谓“干细胞治疗”的看法： 1，使用的干细胞类型，从脐带血干细胞到各种干细胞不等，首先不可能与接受移植的病人配型； 2，使用ES cell移植，病人有非常高的几率生成畸胎瘤，或者其他cancer； 3，移植方案，注射细胞数目，配合哪类生长因子等等，可能都是胡乱搭配； 4，移植部位，脊髓注射，或者脑室注射，细胞存活率首先是问题，大量调亡细胞对机体免疫组织的刺激也很危险； 还有很多，懒得说了，总是是病人病重乱投医，医院医生心黑胆大什么钱都敢挣。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 　　三轮摩托驶过 　　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看见一滴雨水和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上 　　我想起你 　　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作者：袁剑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 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公共财政应成为二次改革 先行目标 其 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 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 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 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 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 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 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 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 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 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 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 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 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 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 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 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 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 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 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 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 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 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 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