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08

  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从传统射会煮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射会煮义市场经济演变的制度演变过程，也是我国社会经济走出政 治意识形态死胡同，进入经济利益集团死胡同的过程。　　　　　　　　有关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分析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所依据的理论主要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诺斯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解释制度的演变，从而建立起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西方社会的兴起》，解释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兴起的过程。奥尔森同样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始，通过对一国利益集团的行为和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分析，从政 治或公共选择角度对近一两百年来不同《国家的兴衰》作了理论解释。对制度演变的最新解释是基于生物（群落）演化的演化理论，既可从一个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影响，和一个社会与其周边环境（其它社会）的相互影响，来解释不同社会（文明）的制度差异，其一个研究的热点是分明的分叉（中、西方为什么走上不同的文明）。当然，哈耶克和波普尔的理论，也可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分析思路。而玛克斯政 治经济学，虽然研究的主旨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演变，但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却不能提供制度演变（细节）的有效分析。　　　　　　　　这里麻子主要以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辅以演化理论，从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和外部环境影响角度解释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对三十年的制度演变过程作一个素描。　　　　利益（或效用），虽然主要指经济利益和政 治权力（政 治权力当然与权力者的经济利益、地位、名望密切相关），也包括政 治理念。政 治理念对政 治人具有效用，有权力才能实现政 治理念。政 治人，可以在政 治理念的实现与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取舍，这取决于政 治权力与政 治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取决于政 治人对政 治理念、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偏好。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都存在着等级特权。因此，在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的集团有三大类，一是没有政 治经济特权的普通民众，二是掌握国家机器和资源配置权力的统志集团（体制内），三是游离于两者的知识分子。然而，自从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所谓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后，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基本不存在，或者其制度博弈能力被成功禁锢。一个群体或集团，要能参与制度博弈，必然是有组织的，有权力的。所以，没有特权的普通民众不是我国制度博弈的主体（之一），他们只能根据制度是否有利实现自身利益，或是采取消极抵抗或是积极配合的行为，在制度博弈中起作用。因此，我国制度演变的制度博弈主要在统志集团内部不同派别或小集团之间，在政 治理念、政 治权力和利益上的博弈，以及统志集团作为整体对内外部环境的反应（与内外部环境的博弈）。　　　　内部环境，就是经济形势和民心（民意）。经济形势，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著名改革莫不与此有关。民心或民意决定了内部的合法性认同，虽然民意可以操弄，但操弄的民意会影响到民众的行为，比如消极不合作，使制度运行效率低。外部环境就是周边国家或利害攸关国家制度的影响力，及其所产生的国际压力。国际上的社会经济成功达国家的制度及其演变，可为统志提供制度示范，同时也会影响到民心和统志集团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开放经济可更快速地实现经济发展，获得国际认同也可建立良好的和有利于发展的国际关系，因此利害攸关国家的压力，也是统志集团内部各派进行制度博弈时可资利用的博弈资源。　　　　　　　　改革开放的前提是粉碎式人帮和结束瘟革动 乱，式人帮的粉碎正式结束了瘟革。瘟革，及其瘟革期间体制内的高层斗争，主要是务实派和不断革命派两个集团之间在政 治理念方面展开的斗争。粉碎式人帮，即意味着不断革命派的失败，务实派的胜利和壮大，瘟革期间被打倒的务实派均平反，重新走上权力岗位。而不断革命派之所以最终失败，摒弃射会煮义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启动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无权的民众采取了消极不合作，致使旧体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使关于射会煮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神话破灭，失去了民意基础。同时，也带来了财政困难。务实派的壮大和胜利，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冻，思想解放的实质是突破不断革命和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阻碍，开始了射会煮义商品经济实践。务实派在60年代初三自一包的实践基础上，农村开始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城市按照陈鸟笼论开始了市场开放和企业自主经营实践。此阶段制度演变的外部环境，就是与苏联交恶，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美国的发达，使其制度、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与美国的结盟又使这种示范获得了一定的政 治正确性，同样也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丧失了天然的政 治正确性。　　　　　　　　八十年代改革，主要是在传统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一种放权，放松管制目的在于利用商品交换规律提高经济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劳动创造积极性和生产力都得到了极大解放，统志集团也从中获得利益（合法性和经济利益，其利用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获得利益更多）。但在进一步的改革问题上，原来在不断革命派存在情况下形成的务实派也分裂了。主要是两派，一是不愿放弃传统计划经济基本制度的鸟笼派，坚持射会煮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教义，对任何改革都要问姓资姓社；二是不受传统经济观念束缚的摸派（摸石头过河派），坚持在向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过程中，只能摸着石头走路，坚持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快速发展。整个八十年代的政 治运冻，以及历次风波，均与这两派的政 治理念分歧有关。鸟笼派或基本教义派，主要以瘟革中没有受到多大冲击的大佬领旗，并以周留下的行政官僚系统为基础，并与残余M左结合。而摸派，政 治权力基础相对较弱，但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也获得相当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民意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危急到统志集团的整体利益的时候，只得放弃民意。因此，八十年代末，最终是鸟笼派取得胜利。　　　　　　　　鸟笼派或基本教义派胜利后，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八十年代城市经济（国有经济）改革滞后带来的就业和财政压力。同时，基本教义派及其胜利，也受到国际形势逼迫和国际不认同的挑战和压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高效率面前，完全没有竞争力，从而只能靠财政和银行养活（吃完财政，吃银行），并导致了国民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下，鸟笼派的政 治理念和经济理论在新形势下，实际上破产了。同时，由于鸟笼派旗手身体的衰弱，最终使摸派在二羊的保驾护航下占了上风。经过一定的讨价还价，双方形成共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射会煮义市场经济体制。此阶段，主要权力仍然掌握在鸟笼派手中。两派共同面临一个统志集团整体利益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使长久保持权力，为此玛克斯政 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义派上了用场。经济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被解释为经济财富实力决定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政 治权力。因此，在92年当一、二代大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换代之际，在确定市场经济改革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内部原则：一是自己的孩子可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28岁的副厅级领导；二是集团成员要成为掌握经济资源的富翁，以便江山万代永不变色。　　　　　　　　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内博弈，不同于之前的博弈。以前的博弈是一种你死我活，不存在妥协。改革开放以来的博弈，摸派的胜利往往以妥协为基础。而妥协，不仅包括制度上的折中或让步，最重要的方式是赎买权力和以经济利益交换政 治理念，以利益收买拉拢体制外力量。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都存在收买与赎买。80年代时，主要是对老一代思想意识陈旧者和高龄成员的权力的赎买，以干部年轻化来作为改革政策的执行者。90年代的收买对象则包括：知识分子，使其认同于向国有资本吐口水式的产权掠夺改革；民营资本家，成为执政的社会基础，可入 党，进入政协和人大，参与立法的制度博弈；以超国民待遇拉拢国际垄断资本，以获得非规范产权改革合法性的国际认同(部分被收买的民营资本家、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与官僚资本集团，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鸟笼派成员，这是最主要的，是以经济利益收买来交换其政 治理念（著名左派的子女成为大资本家），也包括对退出权力历史舞台者的经济赎买，以获得对市场经济的认同。这种收买和赎买，改变了政 治生态和制度博弈方式。制度变迁，从原来体制内的政 治理念为主的制度博弈，进入到以体制内各集团利益为主的制度博弈。　　　　　　　　90年代的改革，重点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对此，理论上有两派，产权派和市场派，最后的方案是两者的最坏搭配。统志集团不放弃对经济资源所有权和重要经济产业的垄断权力，原来对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特权或福利则被放弃，并进行市场化改革。因此，在90年代下半期那次会议，名义是完善射会煮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质上则是在巩固统志集团的经济利益。在资源（自然资源）国有制下，“抓大放小”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名义下，在“国有制是射会煮义本质”的旗号下，逐渐形成的垄断国企和垄断集团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对关键产业的垄断，以及对国民经济的绝对性控制（在80年代和90年代，虽然国有经济范围很大，但是中央级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有限，经济结构基本上还是市场竞争型的），使经济体制远离了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统志集团**成员（代理人和后代）依原来的权力领域分别控制和垄断了相关产业和相关资源，形成了体制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这样统志集团，在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时，仍然坚持旧的意识形态一致对内和对外，抵制来在社会内外的改革压力。但在经济体制改进的演变方面，则进行以利益为基础的体制内博弈，阻止制度进步。　　　　　　　　显然，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民众仍然不具有积极的博弈力量，制度博弈仍然主要限于统志集团内部。但统志集团现阶段，已从原来主要具有泛利性的组织（能够对民意和国际影响作出良性互动），演变为由非泛性的垄断利益集团构成的非泛性组织。从而，使制度演变落入了一种陷阱，基本制度改革陷于停滞。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体制内已不存在核心一类威权人物。没有核心，就凝聚不起改革共识，即使表面达成共识，相应的政策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所以，即或体制内有人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或让步，但是政策出不了办公室。改革政策遇到了垄断利益集团的抵制，或者在执行中被作了有利于各垄断集团的扭曲。所以，我们虽然走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死胡同，但现行制度又进入了利益集团的死胡同，难以改善。另一方面，从90年代以来，我们的国际结盟对象又发生了变化，从美国为主靠向了以俄罗斯为主，旧的政 治意识形态（相应的各种主义）在国际压力面前又取得了政 治正确性，而被操弄。　　　　　　　　现行制度陷阱的打破，需要一场真正的统志危机。而在危机中要使制度能够改进，而不是后退，则需要思想解放。思想和观念，是制度的基础，是政 治人的行为偏好。然而，思想解放难度也是极大的，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还没有各种非泛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次我们有了阻碍新思想的各种既得垄断利益集团。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筑成的制度改进阻碍，则只有问那不语的天。　　　　　　　　欢迎批评，但请理性。   … Continue reading →

  今天上午10点钟到达实验室,下午2点半我们就驱车回家.似乎我从来没有这么早离开过,到了家里后和我家mm一起看"神探狄仁杰",不知不觉就看了5-6集.早点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张殊   这些年，中国大学收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高校收费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学生及家庭，也关乎高校的社会形象与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和民族振兴，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中国大学收费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的数十年中，中国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费的午餐”。这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直到1989年，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其实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地只收200元，但却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1994年以前，高校对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在此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了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但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4000元，当时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规定：“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8-2002年我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5.34倍！ 从各高校的收费情况看，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 这样，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踏踏实实地走完了三步曲（免费、低收费、并轨），但一直攀升的大学学费就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没有句号，只有逗号!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生大幅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高速增长。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2万人，到2005年，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已达31.6万人。而报考2005年硕士研究生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22.7万人，增幅为24.1%。考研热“高烧”不退，带动了“考研经济”的发展。据教育界人士估算，目前每名考生的考研费用平均不低于2500元。2000年全国考研消费约10亿元，2003年就超过20亿元，而2004年已增至约30亿元。 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 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1996年试行并轨收费及1997年全面并轨后，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够当时的2000多元／学年的学费。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而农村居民收入仅为2210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只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村居民则要二至三人的年收入才够。2000年学费猛涨，而相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则不大。再加上近年来城乡居民利益格局变化较大，不少家庭或个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而医疗、养老、住房等费用支出有增无减，因此城镇居民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普通学生家长全力支撑——这在中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做父母的自己也要吃饭活命呀。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就难以承担了。加上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稍微好点的高中，学费和大学一般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孩子进了高中，又顺利考上大学的话，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将处于负债状态。而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家庭情况则更糟。 那么，我国大城市与城镇居民的状况又如何呢？据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难道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则比城市差得远！按照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637－882元人民币，有几个农民还能供得起大学生？如今，为子女储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很多家长从结婚之初就开始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可怜天下父母心！ 据统计，1989年大学学费是200元，占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1376元人民币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这比例已经算很高，但还承受得起。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到1万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长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社会评价与专家意见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与搜狐网合作进行了一项有关大学费用的调查，共有5万多名网友参与了调查，70%多的网友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收费过高。据有关媒体对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统计评选，教育行业竟赫然名列第二位。难怪有人批评称，教育是中国新时代压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教育与医疗、住房被列为当下国内最贵的三项生活必需品。农民无法承受，城市居民也叫苦连天。人们频频发问，高校的学费难道非得那么高吗？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高校学费大幅上涨后，人们有哪些看法？大学学费上涨将有哪些影响？在北京、天津、广州三地对1000位学生家长做了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对于高校目前出台的新学费收费标准，高达58％的被调查者表示该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研究人员指出，被调查者对于大学学费的承受能力同家庭经济能力、收入有直接关系。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而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0.2％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因此，目前出台的大学新的收费标准对高收入的富裕家庭没有过大影响，但对于占我国将近80%的农村家庭以及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4000-5000元的学费再加上数目不小的学习、生活费用，家庭的经济负担是不堪重负的，甚至是雪上加霜了。 就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广州，人们对现有大学收费标准也很难接受。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学收费标准，调查结果显示有71.6%的广州人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 教育理论专家戚业国和辛海德两位先生明确指出：“在人均ＧＤＰ低的国家，学费所占的比例不应该太高！” 总之，完全可以说，大学收费的飞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完全脱离了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完全背离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完全有害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中国大学收费的纵横比较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可以看出，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的说法是，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足以令我们深思。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10%以下，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从世界来看，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致是有个谱的，比如学费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一般在20％左右；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的国民人均收入是3万多美元，每人每年5000美元的大学学费仅占年人均收入的1/6。即使是私立大学的收费也只是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英国的国民人均年收入是1.5万英镑（2000年的数据），英国的大学学费现在是平均每人每年1125英镑，按1500英镑计算，英国的大学学费是英国人均收入1.5万英镑的1/10。即使是按照“新法案”到2006年大学学费达到每人每年3000英镑，大学学费也只是占人均收入的1/5（假设英国的人均收入仍为1.5万英镑）。按此比重计算，中国现在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大学生每年所要交纳的学费应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而中国一年少则五千，多则上万的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80%以上，占农村人均年收入的250-300%。这还不包括杂七杂八的乱收费。 德国大学约98%为公立学校，由联邦政府拨款办学，一律免学费，包括外籍学生。在北欧，尽管很多大学的免费教育原则现在受到很大冲击，但在相对富裕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如瑞典、芬兰和丹麦，免费教育还没有受到影响。在瑞典，社会民×黨政府依靠高税收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继续维持着免费教育等社会福利。 在社會主義国家的古巴与朝鲜，学费也是很低的，有的甚至是免费的。在伊拉克，由于10年制裁，政府没钱、学校没钱、老师没钱，30多年的免费教育体制于2000年9月被取消。而在10年前，每学期区区几个、几十个美元的教育费用对于伊拉克普通居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上大学的费用也是很低的，如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这些，都是中国高校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经费来支撑的事业。除了北欧福利国家基本上都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存在着经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和社会的资助，学生也要缴纳一定费用。但既然把高等教育定位为应尽可能让每个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业，在收费上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公民的普遍经济承受力，而不是如何从学生身上收回培养成本，更不是如何借收费赢利。在意大利，大学新生一年要缴纳的学费将近30万里拉，其中一部分在注册时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这近30万里拉的学费，家境困难、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而近30万里拉的学费仅占贫寒标准的5.5%-10.2%，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 世界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芬兰的学费最为便宜，年均教育支出只是2.68万港元。欧洲国家平均的教育开支在4.29万和5.9万港元之间。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的确是世界最高的（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综合考虑国民收入与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指出：以人均ＧＤＰ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日本的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同时还应该看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一千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仅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更何况我们现在9亿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这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生支出是世界最高日本的3倍以上，英、美国家的5―11倍！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步天下”的气魄。收费的“大跃进”使教育成为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收费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世界第一！大学学费飞涨的速度不仅离了中国国情的谱，而且还离了世界各国的谱。何止是与世界接轨，简直是“超高速”了！ 大学收费暴涨的追究 199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下滑，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却达5万亿元。1998年，为拉动经济增长，国家先后采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刺激住房、汽车消费等，以制造消费热点，然而作用不大。如何拉动内需、如何刺激徘徊的消费市场，从老百姓紧攥的口袋向外掏钱，一直是决策部门头痛的问题。于是，有经济学者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将是逼使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哪怕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他们测算出：如果高校招生量增加一倍，新增学生一律实行自费且每年支付学费一万元，那么，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元，学生在校消费也将达到40亿元，总额超过240亿元，加上相应带动产生的间接支出，这240亿元可以拉动近1000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这个数字不能不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了。而现实的残酷是这些经济学家没有考虑进去的：刚好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 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院院士斩钉截铁地说：“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好像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这些高人对大学扩招、涨价所作的结果预测透露了他们的“教育产业观”。据他们预测，在当时因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而导致的通货紧缩经济形势下，扩招、涨价可以拉动人民群众的教育消费。“消费”二字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在鼓吹者眼里，接受教育、寒窗苦读跟上商店购物没什么两样：“欲购者买单”。更直白的干脆说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应与市场接轨。既与市场接轨，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当然天经地义。因为据调查，我国居民储蓄动机，医疗养老38.4%，子女上学44%。在此情况下，教育产业化、以教育促消费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9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即当年高校扩招23万。1999年全国高校从1998年的108万扩招到153.7万（实际159万），增长41.7%。2000年又扩招20万。在扩招的同时，高校收费大幅飙升，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大学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一些学校甚至中学违规招生、违规收费，学生入学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高达几万元、十几万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近年则更加严峻。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人太多，高等学校容量太有限——任随全国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任随每年有许许多多下岗职工源源不断加入到贫困大军——但即使这样，高等教育也供不应求，这“供求”关系明摆着是“卖方”对“买方”的绝对优势，价格波动铁定是只上不下，卖方赢家通吃。而且高等教育这“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如此，上大学（其实还包括上高中）读书，就如买豪宅、吃山珍、品海味、上歌厅、下舞池、做桑拿、作按摩，挨宰活该。委婉一些的还有受益者投资说、成本说、优质优价说……不一而足。 …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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