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一只羊＝两把斧头

北大政治学者：重税治国时代的来临 刘军宁 刘军宁 甲：我主张苏联应该放弃一党独大，实行多党制。 乙：我赞同多党制民主，但是坚决反对在苏联实行多党制。 甲：为什么我们苏联不能搞多党制？ 乙：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党我们都养不起了！ ——前苏联笑话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要合理调 整收入分配关系，说这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谁来调整，当然是政府来调整。如何调整？把财富从一部分人的口袋挪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 以什么形式？当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所以，可以预计，纳税人的税负将进一步爆发式地增长。 从月亮上看，中国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顶破草帽居然有几十顶大盖帽跟着伺候；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为中国人均占有的公仆名列世界前 茅。凯迪网上的一份资料透露。山东东营一个小小地方共235个部门，还不包括未列入的非公开机构和遗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每五年一次 的机构改革，把一个县级政府的机构由几十个精简成几百个了。最近中共国税总局局长撰文称，目前中国约30%的宏观税负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 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这意味，还将有更多的公仆走上岗位，还要有更多的民脂民膏供公仆开销。难道这还不足说明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 再说，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是公务员，中国不就是世界上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了吗？ 可是，从地球上看，中国人税负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而且重量还在快速增加。现在，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统治者就新增一项税收。房价高？房产税！污染？ 环保税！堵车？拥堵费！缺电？加电费！股价高？印花税！统治者的信条是，税收是万能的。有什么难题，那就开征什么税。中国是个官僚主义作风极其严重的国 家。公民办件小事，都不知要盖多少公章，跑多少次衙门。但是，开征新税却是程序上最容易的事情。新税出台，根本不用跟纳税人商量，连”橡皮图章”都懒得 盖。财政部税务局一纸通知，新税就开征了，旧税就加重了，政府就可以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了。一道道已经出台和正在酝酿的新税都在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重税时 代已经来临！ 政府是什么神秘的机构，有这 么大的特权？在我看来，政府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公民作为纳税人与政府(官员)作为公仆之间是主仆关系。政府为纳税人服务， 就像保姆为主人服务。仆人是家政人员，公务员、官员是国政人员，都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官员不是父母官，纳税人倒是千真万确的官父母。从这个意义 讲，纳税人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真正衣食父母。 议会首先是议税的地方。不议税的立法机关就不是议会，也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大家就征多少税办多少事讨价还价。这是议会最初的意思。代表纳税人的议员 责任重大，故不能由公仆来指定，而是要由公民通过公平、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公民及其代议士要牢牢地把劳务的雇佣和定价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不能由保姆来 决定如何花主人的钱，包括保姆的工资。同理，不能由公仆来决定征多少税，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劳务市场和议会的存在都是有人性依据的：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随便让别人花，没有人有权利随便花别人的钱。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由不分高低贵贱的全体纳 税人结合而成的纳税人共同体。政府的征税决定应当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应当享有税赋立法的参与权。原则上立法机关制定出台每一项税收法律，都要由纳税人 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就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没有公众自由讨论，就不纳税。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而且更在于征税是否 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与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否则，多征一分钱，乱花一分钱都是不应该的。 官员们花的钱是课征来的，当然就不像老百姓那样珍惜，使用的效率肯定也低。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官员花钱比老百姓还仔细，那计划经济肯定比市场经济优 越。所以，对于政府，一是决不能让它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决不能有官办企业，二是像对待孩子的零花钱一样，一定要对其支出从严控制。 在我看来，服务性政府的口号中藏有很大的陷阱。它为多征税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保姆干的活必须受到主人的委托。要不然的话，保姆干什么活都跟 主人要钱，洗煤球也要领报酬，主人就养不起这样的保姆。主人不能让保姆决定她该干什么活、干多少活。所以政府并不是服务越多越好，公仆越多越好。政府的任 务是把受到委托的服务以最小的成本做好了，它就是好政府。服务越少的政府也越容易监督。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是这 样的事却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写入了公仆的业绩清单。 大政府的坏处在于把财富以政府多提供服务的名义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的一切作为，都要靠税赋来支撑。政府要干的事越多，势必征的税越多。可是， 财富放在民间比放在政府手里要更有效率。苛政的政治哲学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我的看法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穷不能穷百姓。我担心公仆更 … Continue reading →

实业之死：企业家玩圈钱游戏 产业资本挪移热炒VC/PE http://www.pedaily.cn/Item/199625.aspx 2010-11-02 09:23:49《商 界》彭靖 白灵 李彤 周文明 唐雪娟 关键字 : 实业,企业家,圈钱游戏,产业资本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近几 年来，我们的工业增速正在逐步放缓，这是不是意味着 ，那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制造”已经穷途末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蓦然发现，我们 已经与自己的苹果、西 门子、松下擦肩而过，而诞生中国的乔布斯与稻盛和夫，更将 成为无稽之谈……如果实业家都热衷于赚快钱，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品牌要从何 而来？建筑在流 沙上的高楼大厦，又能扛住几级地震几次风暴？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近几年来， 我们的工业增速正在逐步放缓，这是不是意味着 ，那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制造”已经穷途末路？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蓦然发现， 我们已经与自己的苹果、西门子、松下擦肩而过 ，而诞生中国的乔布斯与稻盛和夫，更将成为无稽之谈……如果实业家都热衷于赚快钱 ，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 品牌要从何而来？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大厦，又能扛住 几级地震几次风暴？ 实业家的圈钱游戏 也许我们不应当去责怪企业家们 的浮躁心态。 苏泊尔卖与老外、雅戈尔涉足房 地产开发、联想转向PE、创业板公司高管集体辞 职套现……当人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接连易 手，当那些中国实业的代表频 繁“不务正业”，当企业上市堕落成为“圈钱游戏”，当“实业报国”这个昔日鼓舞无 数中国人的词汇不断被创业者们抛诸脑后，相信 每个人的内心都 … Continue reading →

[原创]对“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的一一解答 文章提交者：墙外有墙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下面是对[可南]先生的问题“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的回答： 可南先生原帖地址：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63818 1、 为什么我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却没有钱给自己搞建设，要去优惠引进外资？ 问 题背景：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购买其他债券至少4000亿美元。连美国媒体都惊呼，一个穷国成了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最大 债主。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资，每年都大力引进外资，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8年引进外资924亿美元，到2008年底，29年来共 引进外资8千8百多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种荒谬现象是怎么回事？ 答: 我 们每年都在搞很多建设: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鸟巢,水立方,世博馆,政府大楼,房地产等等, 这说明我们是有钱搞自己的建设的,虽然这种建设没有什么建设性, 至于优惠引进外资,我想这种做法最初只是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并且可以学习国外的技术,模仿国外的技术,但后来刹不住车了..(关于这方面问题下面会接着讨 论) 2、 到底物质财富是财富，还是美元欠条是财富？我们为什么宁愿拿物质财富低价贱卖，换来无法使用，越积越多，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是不是将所有物质财富都送走了，换来无数美元欠条，就代表我们富裕了，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了？ 问 题背景：29年来（1980－2008），我们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根据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法计算，我们总共拿价值40万 亿美元物质财富，只换来6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免费奉送32万亿美元（附录1）。由于我们一直贸易顺差，就没有机会在国内使用这些美元欠条，这 些美元欠条还在不断增多。由于低价贱卖，我们如果拿美元欠条换回物质财富，换回的物质财富就会大幅度减少。到底是让老百姓保存价值34万亿美元的物质财 富，还是让国家保存2万亿美元欠条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 答: 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压低人民币汇 率? 因为政府想保持贸易顺差,保持贸易顺差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出口的多进口的少,它们都是以美元结算,所以政府的美元结余就越来越多,我们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虽然这很吃亏,但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劳动人 民,创造这些财富的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已经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国,却还是要刻意压低汇率维持这种不合理的出口和贸易关系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利益格局极不平衡的社会,当一方不受制衡,它就会对另一方压榨到维持其生活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程度.我们国家的劳资双方就是 这样,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仅够温饱或略好于温饱(中国尚有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这些他们生产的东西他们根本没钱买,那么怎么办呢?幸好还有 美国,那就买给美国,政府强制结汇拿着这些美元出国逍遥,国民只能在人民币不断增发的贬值中挣扎. 但是我们的美元,错了,政府的美元太多了(这美元是我们创造的,但我们一分都别想拿去),什么都买够了,每天都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握在手里的美元在不断 的贬值,又没地方可花(公仆们该花的都花够了,想不到再花到哪里了,什么?送给屁民们花??痴心妄想吧你!),那就只能买美国国债了,而且这还起到一定的 … Continue reading →

     作者：十年砍柴　　　　　　今天打开某报，看到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对比，很能显出编辑的匠心所在。——有司借“纸包子”东风加大舆论和谐力度的当下，这种技巧是逼出来的。　　　　这边赫然一条新闻让我立刻哀悼钱包中的几张百元大钞了。—–经过一阵充分听取民意的做秀后终于尘埃落定，北京税务部门宣布小客车的车船税由原来的200元涨价到480元；而那边的新闻竟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大佬在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公民的税负在全世界上是较低的。　　　　中国老百姓的税负怎样，其实不用庙堂上的老爷来判断、解释，每个纳税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但纳税人，在某些人眼里，无非是蚁民而已，蚁民的感觉轻重其实人家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着费口舌来辩解，之所以人家专门写出宏文证明中国百姓税负低，是因为有国际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的税负高。说白了，人家在乎洋大人的看法，在为天朝挣面子的大型化妆舞会即将召开前，这些不怀好心、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国际谬论当然要驳斥之，就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如果不是洋大人关注仅仅几个国内蚁民在吵闹，根本就不会引起大人们如此重视，直至一个侍郎级的老爷被处以极刑。　　　　绝对的税负高低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多数时期土地税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还宣布永不加赋。明之覆亡，多数人认为是百姓不堪赋税重负而导致社会动乱，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中论证当时的赋税并不重，到了崇祯帝为了应付满清和李自成，方才采取在正税外乱收费，即用加派的方式筹集辽饷和剿饷，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所以说税负是高还是低，得具体分析，看主要向谁征税，如何征税，征的税去干什么了。明末因为农民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可主要税源仍然还是农业，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叫打死几只蚊子也没几滴血。黄仁宇评价道：“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税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同性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们这个党国在前三十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工业化，用剪刀差来掠夺农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万的农民饿死这样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刚刚吃饱饭，各种税和费又像枷锁一样套上去了，苦不堪言，农民只好选择逃离土地。再这样下去整个农村社会会崩溃的，当轴者也看到了再往种地的农民身上刮油水得不偿失，于是有了废除农业税的德政。　　　　那么现在税收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工商业，是城市居民。近两年工商企业和城市居民感觉到税越来越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以及民营企业和小型的服务行业。当然，政府可能会说税收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以及新兴的房地产，可是，大型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电力、铁路、民航、通讯等等无不如此，消费者和他们根本没有博弈的实力，他们上交的税只是从消费者那里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产更是如此，土地资源由政府垄断，房地产商和政府官员有利益共生的关系，除了给政府的一点税外，大量官员寻租，这一切都转嫁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中产阶层和准中产阶层当房奴的越来越多，他们为畸形的房价不得不透支未来的收入，势必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影响整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说是杀鸡取卵毫不为过。用高房价掠夺中产阶层犹厌不足，近两年出台的新税收政策无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产层，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税，可每年满十二万后还得再交所得税，你想想，在今天的大城市，如果一个人月供3000元的房贷，老婆没工作或者工资很低，养一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他每个月一万元算多吗？这次北京上调车船税还是这思路，事先还有税务部门的人解释说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在乎这点钱，真是睁眼说瞎话。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数买奔驰、宝马的富翁以及用纳税人钱支付一切费用的公车，而大多数买车的中间层对车船税的涨价、保费和油价的上涨非常敏感。看来当政者笃定要把一些刚刚脱贫的中产者再赶回贫困阶层，似乎这样就社会和谐、江山稳固了。中产阶层如果是萎缩而不是壮大，将直接影响塔基的贫困层，他们不敢随便下参观吃饭，他们不敢随便买衣服，那么进城的农民工肯定会受影响，雇农民工的餐馆和工厂会减少，即使雇用他们也把工资压倒极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几亩地免了农业税有何意义？而且对中产层的重税负，也会阻挡一部份从底层进入中产层的人的步伐。　　　　而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过寻租而富有的官员，这类既得利益者，却很难用税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们的财富，连官员个人财产的申报办法至今都不敢出台。蒋经国当年豪情万丈到上海“打老虎”，强行收购黄金，推行金圆券，有权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没办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万的小康家庭逼到破产，最后他不得不空留遗恨在沪江，跟着老爸去台湾岛。　　　　税收上以后就要看收的税怎样使用，政府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连详细的、准确的税收、财政支出报表都是国家机密不为纳税人了解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机构人大对预算的执行和审查基本上是走过场，一个执政党的党库混同于国库，怎能真正“用之于民”？君不见每年的审计风暴，刮过去后除了带来沙尘暴外没啥影响。西方国家大有税负高的，比如瑞典这些北欧高福利国家，可是人家税负高是为了支撑老百姓从摇篮到父母的社会保障。反观我们，税负逐渐向那些高税收的发达国家看齐，而社会福利保障则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自愿和亚非拉多数欠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其实我们对一般老百姓的教育、医疗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买汽车的人，要交车船税，还要交养路费，可一开车出去,国道、高速公路上到处有人设卡收买路钱，这种三重收费的状况基本上是中国人当下税负的缩影。　　　　当一个垄断市场的商家把一种微型汽车从5万元涨价到10万元后，反而津津乐道地说：汽车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驰、宝马动辄上百万元一辆。这说法和用我们的税负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比较一样不讲道理。　　　　收上去的钱哪去了？我承认有一部分用在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上以缓和社会矛盾，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垄断，税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随意的、毫无顾忌的，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就如一个控制主人钱袋的保姆，她任意为自己涨工资，她拿钱去菜市场买高出市价许多的食品拿回扣，还美其名曰为主人诚心诚意服务。君不见包括党务部门在内的公务员涨工资，根本不用征求纳税的老百姓意见。在明清两代，皇室成员要花户部的钱也不能想怎样花就怎样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户部尚书对皇帝的要钱常常讨价还价，所以万历帝才派出矿税使出去为自己攒小金库。现在党务部门花国库的钱比当年皇帝花户部的钱方便多了。防务费当然是必须的，可是当政者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一支只听从某个集团私人武装让所有的纳税人来养，好比一个人花大钱替别人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掏钱不痛快替别人养大的孩子没准反过来可能揍你一顿。用于医疗的公共财政支出据说一半是花在官员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门想怎样豪华就怎样豪华，掏钱的人根本没有置喙的权利。笔者由此倒可以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广大细民的利益都让别人给代表了，可以任意处置，你钱就是我的钱，我花钱你买单。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税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正常税收，而只能是吴思先生所说的血酬，也是黄宗羲曾说的“此吾产业之花息也”。地盘是我打下的，想怎样收保护费就怎样收，保护费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护费的人干涉。　　　　在宪政国家里，收税也是强制的，但这种强制是建立在选民同意的基础上，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政府怎样收税不但要由议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税怎样花得由议会这类民意机构肯批准并监督。多数人同意高税负高福利那就高税负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觉得低税负低福利好那就改过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如此会伤害少数人的利益，可是这种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而且少数人可以利用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权利争取同盟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寻求救济渠道。如果税收上去乱花，选民可以用选票把当政者赶下去，换一家物业公司。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业公司不但声称要永远替你服务下去，不许其他公司染指，他找来的保安三天两头打业主，小区内垃圾遍地没人管，可这公司不但改善服务质量而且年年涨物业费。　　　　征得纳税人同意才收税、花钱必须在纳税人的监督下的税收不同于梁山的宋江等头领收保护费。宋江等头领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银，其分配方案被抢的庄户人家是没办法干涉的，就连底层的小喽罗也说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占了大头，其他的小喽罗分到一点肉汤。至于头领们怎样花钱摆宴席，如何装修聚义厅，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和梁山里的小人物更没有发言权，所以这样的肥差使宋江委托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只有交保护费的权利，而保护费如何使用与他们没关系。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后的“花息”，严格地说连吴思后来引申出来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么现代国家的税收。  

A venture capitalist and a scientist changed how drugs are made In 1976, Robert Swanson and Herbert Boyer created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ver a couple of beers at a San Francisco bar called Churchill’s. Swanson, at just 29, was an … Continue reading →

     19岁的张云向工地老板请假回乡祭父。他坐在K177次列车上等待开车，显得非常疲惫，只是不断催促送行的朋友下车。他在京打工一年了，这一年对他来说，世界好象翻了个跟斗。 http://www.6park.com 　　去年初，张云所在的西北小城要上一条8车道的环城大道，家里族宅必须拆迁。他说，补偿金不够买新房。为这事我爸一直在跑。张云说，身体原本就差的父亲病倒了，不但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补偿金，仅有的也被花了个干净。为了弥补家用，张云外出打工。来京不到一周，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家庭的负担压在了这个瘦小的孩子身上。　　张云现在习惯了沉默，他说自己除了为父亲烧周年纸，什么也不想，也不会想。想又能想什么？他扭过脸说，语句冷淡。火车开动了，窗里的张云表情平静。窗外，是04年的暖冬。 http://www.6park.com 　　在这个暖冬，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中央认为，04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剧烈，一年来调控成效巨大，中央关于加强调控的决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搞好这次调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04年，这些言词、这种语调不断冲击着张云们的听觉，也深刻地影响了张云们的生活。这一个甲申年，调控激荡起的风浪，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中国民生无不领受了它的波及。 　　回望04年，无论是中国经济着陆还是没有着陆，生民们的生计有着落还是没有着落，在年末的暖冬里感受到的都更像一场惨胜。改革依然气宇轩昂，但已不再像《春天里的故事》那般温情脉脉；开放继续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国人却不得不接受丛林法则下全球化竞争的残酷。新世纪的阳光温暖着山坡上的中国，那么，山坳里的中国呢？ http://www.6park.com 　　04年刚开年的1月5日，发生了一个惹眼的事件，被北京市二商集团告倒的国家商务部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其行政复议决定的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此案利害关系人主要是北京二商局下属的北京二商集团公司和香港嘉利来公司。二者于1994年成立中外合作企业，前者出地，后者出钱，开发毗临昆仑饭店、燕莎友谊商城的寸土寸金宝地—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1-3号。 　　合作公司连续5年通过了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外经委联合年检，但没有想到01年北京市工商局以嘉利来投资资金不是纯粹的外币为理由，突然宣布嘉利来公司没有履行应认缴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原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现更名北京市商务局)批复北京二商集团更换合作公司外商股东。嘉利来被逐出局。此时，合作公司项目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升温已经升值数亿元。 　　嘉利来不服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复，向原国家外经贸部提出行政复议。外经贸部认为，嘉利来公司向合作公司出资的部分币种不符合规定，属履约瑕疵，不应导致被取消股东资格的后果，因此撤销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更换外商股东的批复。北京二商集团不服，随后将国家商务部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原国家外经贸部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而03年7月和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函、商业部也连续两次发督办文，要求北京市外经贸委立即执行行政复议决定，下发恢复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各合作方股东地位的书面通知。最后的结果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商务部败诉，国务院的文件无效。 http://www.6park.com 　　经济学家、《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非常重视这一事件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权威系统正在发生一种真正具有博弈性质的冲突，也就是精英集团内部发生了冲突。他把这称之为诸神之战，因为权力与资本结合中牵涉到新利益分配，形成了新的资源占有关系和新的资源转化成资本收益的分配关系，所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正在开始。 　　他举出了更多的例子佐证这个判断：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把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四大类公共品开支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但教科文卫四大部委全反对，结果是政治局开会，文件才通过。但是到年底，经过检查，四大部委全没执行。 　　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国家计委要把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向县以下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15小倾斜，之所以倾斜不出去，是因为没腿—到了县以下、乡以下、村一级，没有这些利益下伸的腿，部门不能参与分肥，当然不会把它转到县以下。　　他在04年1月《中国改革》点评03年10大新闻中就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各地无言照转，只附了一份文件，没有配套措施。为什么？条块分割，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尾大不掉。 http://www.6park.com 　　某种程度上，04年的这次调控，也上演的是这样一场诸神之争的话剧。04年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即使在经济全面过热的92年，投资增长也只有50%。在钢铁进口猛增等影响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连续几个月逆差，04年一季度甚至出现了80多亿美元的逆差，这种情况多年来少有。而银行信贷增长则延续了03年以来的势头。CPI除春节期间的2月略有回落外，已经连续多月超过3% 的涨幅。 　　愈演愈烈的高烧，让中央政府顾不上再理会经济学家们热不热的文字游戏，开始向地方政府频发警告。但是投资增长依然很快，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04年前两个月，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围绕土地这一资源的争夺也急剧升温，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甚至乡镇都有开发区，大量农田被圈，城市里的房价飞涨。 　　事态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曾经期望的劝诫和市场手段已经远水难解近渴了。春节刚过，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明确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随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银监会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信贷资金进行专项检查，此后，国家环保总局、证监会、国土资源部也加入检查队伍。显然，中央政府希望，这些行政调控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过热行业的投资问题。 　　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两会召开，北京一时成了地方意见的表达中心。一位来自江苏的官员人大代表畅言，调控要注意从各地实际出发，区别情况，不一刀切，不急刹车。他介绍说，江苏省曾提出了快的不用刀子砍，慢的不用鞭子赶的理念，十几年的历史证明，我们抓住了调控的历史机遇，既没有放任不管，盲目搞重复建设，又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急刹车，而是从实际出发，为江苏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他看来，当前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力，国际资本持续向中国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投资领域逐渐向重化工业、服务业覆盖。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开放、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能轻易丧失这个机遇；内力，一是日益庞大的民间资本，二是快速成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的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巨大需求。 　　这位官员判断，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上起来爬坡非常难，下起来滑坡快得很，力度太大容易导致通货紧缩，将来再启动困难会很大。他委婉地指出，调控既要控制住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又要注意把各地方、各方面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在工作指导上仍应本着有条件的地方能快则快，有基础的产业能大则大，应该办而又有能力办的事能早则早，可以达到的目标能高则高的思路。　　这一思路道出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心里话。4月21日，甘肃省财政厅厅长苏志希在《甘肃日报》发表了《学习江苏经验做好财政工作》的文章。这位3月份考察学习江苏经验的西部官员感慨万分，在赞扬了江苏两个率先(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后，迫切地要求甘肃一定要加快学习江苏经验，按照思想上放心放胆、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宽放活的要求，采取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各地和企业发展经济，把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作为财政工作的中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为发展抓项目、为改革抓企业。 http://www.6park.com 　　人人争先的局面之下，三大行业投资自然叫停不停，反而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从各自利益出发，不但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且一些地方的投资额加快了增长速度，被列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些行业更是顶风而上。 http://www.6park.com 　　3月18日，在两会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今年调控面临的困难不亚于去年的非典。3月25日到27日，温家宝考察江苏，再次现场强调了中央调控政策的必要性和执行决心。但总理前脚走，后脚铁本项目就上马了。 　　4月25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认，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光靠中央政府和央行的努力和调节，还需要上下共同配合，她公开呼吁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今后的政策更加严厉，她出人意料地措辞强硬，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对大家都不好。话音刚落，暴风雨就真的降临了。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整顿土地市场治理工作，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铁本项目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党内严重警告，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祥被责令辞职。 　　但这并没有引来更多的反思，而是激起了一些地方一种多少有些不服气的情绪。距铁腕叫停江苏铁本项目后不到一个月，甚至就在5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严厉要求调控必须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一天之前，常州市仍然在位的领导公开发言，暗示把项目完全喊停并不是最佳处理手法。 http://www.6park.com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常州市常务副市长俞志平对此的看法是，我感觉到这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假如说这个企业不让它生存下去的话，那它造成的损失是100%。在国务院严厉处分众多涉案官员后，未受处分的官员口吻竟然如此强硬，颇令外界惊诧。采访中，常州市政府反复向中央电视台强调，对铁本项目的资产进行重组、尽量减少损失是国务院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4天后，温家宝再赴华东。在5月25日苏、浙、沪两省一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他指出，要看到中央调控效应不明显，阻力还是很大，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表态很好，回到地方又搞自己的一套；中央批评了，也下达文件纠正了，可还是这样搞。针对一些领导以个人乌纱帽不要的辩解，温家宝总理反诘道：个人来负责？我说你个人负责不起，大局利益的得失，个人或某个部门能负责、承受得起吗？我劝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不要自以为是另搞一套，不要知错再错，不要再搞不实用、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不要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政策上出格，造成恶性后果是工作方法问题，别忘了自己的公职身份，自己对国家、人民要负职责。 　　从5、6月份的数据来看，4月以来的这一系列措施显然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铁本事件的威慑作用，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得到了遏制。一直节节高攀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的增幅也出现下滑。市场上的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调控已见成效。但不能不承认，对于调控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惨胜。以江苏为例，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33.5%，较一季度回落30.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67.1个百分点。一季度平均每月新增贷款300多亿元，4月份骤降为 158.99亿元，5月更探至54.59亿元的低谷。纵向比较，该省03年贷款年增长率接近30%，04年4、5月份，新增贷款年增长率已猛然低至12% 左右。江苏盐城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一家媒体将江苏的这个场景描述为调控下的喘息。 　　11月1日，发改委主任马凯以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的身份，在该院发表演讲。在这位身陷调控工作最中心的强势部门主脑以非官方身份，对04 年中国实行的调控政策所做的系统回顾中，首先逐条批驳了许多批评调控的意见，然后马凯也不无忧虑地坦陈：当前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加强和改善调控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几句话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经济10余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因为调控的不断出现而逃脱松紧带经济的怪圈，地方与中央的利益争夺也没有因为调控的高压而失去其背后强大的利益驱动– -按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说法，这算得上是没有宪政制衡国家权力结构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http://www.6park.com 　　实际上，目前遭受的体制困境，早在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上就种下了因果。作为槛内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解释了其中的奥妙，那次税改中，作为第一大税的增值税按75∶25比例中央和地方共享，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财政开支举足轻重。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的财政收入自然扩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凸显出政府的政绩。 　　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而且争取的都是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他以铁本事件举例说：铁本是个自有资金只有3亿元，却要投资100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 … Continue reading →

       “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 ‘ 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 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 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 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 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 　　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 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 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1980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 Neyman(1985)和Rubinstein (1986) 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 (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 Smith(1982), 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人(1982),Binmore等人(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 ‘ 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看似象是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例如法轮功和一些宗教人士追求人权的行为，看似没有个人行为的理性(例如不怕死)，但却可能导致规则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 ‘ 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 Shackle(1961), 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思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 (epistemic uncertainty, 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 ‘ 根本的不确定性 ‘ 。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 … Continue reading →